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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立场,这才有了唐代诗人杜牧“秦王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漪罗”的诗句。
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选室、温室、承明耳”。说:“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长安城。”“明光宫,武帝太初四年起。”桂宫,“汉武帝造,周回十余里”。北宫,“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建章宫,“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汉长安城的营建经历了整个西汉时期。既然汉城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汉长安城规划思想也不是一次。
在汉城营建的第一个时期,从萧何主持长乐宫、未央宫、武库、太仓等的营建开始。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同书又引云:“未央宫有玄武、苍龙二阙、朱鸟堂。”玄武阙在宫北,简称北阙;苍龙阙在宫东,简称东阙。崔豹卷上说:玄武阙画玄武,苍龙阙画苍龙。:“颜师古云:‘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汉城建设与阴阳五行的关系。
曾言:“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可见,六朝时期已有“斗城”之称。与之相关的汉初先民之天文观念,有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合称为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合称为杓,总称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会政治意义里讲的也很明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上述的“七政”也有相类的含义,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北斗象征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长安久长的含义,与汉初当政的刘邦、吕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团的意愿相吻合。从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的取名,南城墙安门、西安门、覆盎门的设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汉承秦制,以建亥之月为岁首,刘邦入主咸阳时,正是十月份,此时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所以,汉城北墙建成北斗形状,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建城指导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长安城”,也是元年正月,与上述条件相通。但是,北墙的建筑年代按索引引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萧规曹随,继后为丞相的曹参,对萧何的“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北斗的“斗”在秦汉以前都是作为舀酒的用具,如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秦汉以后,一方面作为一个容量单位来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继承了先秦时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转借为舀水之用,那么汉城北墙北斗之形的含义就更加令人深思。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即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班固所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
汉城平面图构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时期完成。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城的规模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建章宫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门大街中轴线作用失去意义,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观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备,从战国时期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政治上的“重威”、市场功能的增强、交通的发达、文化的开放,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