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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因病离开了舒兰县工作队，回到黄鱼圈岳父家养病。同年六月随着舒兰县境内各地政府的建立健全，舒兰县工作队解散，部队的同志都回到了原单位。地方抽调的同志有的参了军，有的回到了老家的政府部门工作。
在工作队临解散的时候，刘庆林代表班里的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两山到不了一块，两人总能相逢的，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永远是兄弟。老杜特意叫来人捎给我一张狍皮，说这东西铺上它对我的腰腿疼大有好处，并叫来人转告叫我见物思人，不要忘了他和我的友情。
看到信和狍皮，我夜不能寝，思绪万千。回想起和工作队同志们同甘共苦的岁月，和土匪战斗惊心动魄的场面，打土豪斗恶霸时令人难忘的情景以及屯中贫穷百姓们淳朴、善良、真诚，不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真恨不得马上重返工作岗位！可是我这该死的风湿病就是不见好转，而且愈来愈重。
说句实在话，我在黄鱼圈养病期间，虽然生活条件好，又有你妈在身边陪伴，但是我的心情是苦闷的。你妈问我：“你怎么从回来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我是有口难言哪，因为一是人忙惯了，冷不丁闲下来，一时半会适应不了，心里总觉得烦躁不安；二是从我回来以后，赵四爷的一家对我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什么原因我心知肚明，就是因为我参加了**工作队。而在一九四六年夏天，东北的老百姓已对**有了一定的认识，穷人都在向**靠拢，财主们则开始恨起了**。像赵四爷这样虽然不是土豪恶霸，但是对**也是不欢迎的。当时赵氏家族有几个大户也被斗，所以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不受欢迎的环境中生活心情自然就是苦闷。我几次提出要回家养病，都遭到你妈的斥责，她说：“你那个穷家，吃没好吃，抓药又没钱，咋养你这病！咱家不没人说你啥吗，你自个多那个心干啥？”
赵四爷知道我想回家养病的事后，专门找我唠了一下。他说：“喜山哪，你不要多心，我对你这个人没什么想法。年轻人嘛，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走什么样的路自己都可选择，我从来不干涉子女做什么工作。我这一段心情不好，倒不是我对**八路军有什么意见。我也看出来了，这**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说句实在的话，我是从后清过来的人，这政府我也经历了四代——后清、民国、满洲国和现在，哪一届的政府也没想过为穷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办几件实在事，只有**提出了这个口号。能不能实现咱不说，就凭这份心，我也知道这**不简单，将来必然成气候。因为现在的穷人太多了。你别看咱家不缺吃、不缺穿，年景还过得去，但是我一看到那些过不上日子的人家这心里也不好受。有时睡不着觉我就想啊，都是同样的人，都来到世上走一回，干啥有享福的有遭罪的？这人人都享福那多好啊！可咱一个老百姓能做什么呢？救济救济穷人，多给要饭点粮食这就是咱份内的事，所以你参加**的工作队我没说啥。不过我有一件事老琢磨不透，你说这**叫穷人翻身我不反对，打一些个恶霸我也觉得解恨。可是像咱族里那几户本本分分的过日子人家，就是省吃俭用攒点钱，有点地，凭什么就把人家给斗了？听农会的人讲，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将来也得斗，不知是真是假？要那样，我觉得这**可真就有点不讲理了。”
对于赵四爷的这番话，我当时不但没有解答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赞同。
正在这个时候，赵四爷家生了一件闹心的事。
一九四六年七月赵家这时已改名叫赵杰的二公子赵玉侠从长春回来探亲。当时他着的是便装，跟外人说他在长春小学教学。可家里人都知道，他在长春国民党中央军里当大官，具体是个什么样官没人知道。家里人也没人打听他当多大官，我这个当**工作队的妹夫更不能打听那些事。
赵杰回来探亲，在赵氏家族来讲是件喜事，族里的人都来看他，有时屋里都挤不下。他的老婆马瑞芳更是乐掂了馅,老不开晴的脸露出了笑容，眉头上的大川字也舒展开来。
可这赵杰是个闲不住的人，从小就爱舞刀弄棍，长大以后他的爱好就是捕鱼打猎，在家的时候那把破火铳成天不离手，擦得铮明瓦亮。这次从长春回来，他偷偷地带回了一把手枪。在家里人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犯了枪瘾，自己跑到江边，朝天放了几枪。
在偏僻的江边小村，虽然是手枪，但那“砰砰”的枪声屯里人依然听得清清楚楚。
屯里有个外号叫“二溜达”的人，是赵杰的本家叔叔。此人从小就好吃懒做，家里穷得叮当三响。这人手脚还不老实，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有一年的秋天，赵四爷家的黄烟大丰收，那架子搭了足有五六十趟。有一天夜里他趁赵杰的大哥赵玉甫回家吃饭的空偷了一架，赵家的人那时候都老实，现烟丢了一架后就知道是他干的。赵四爷说：“拿就拿吧，咱家也不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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