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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家善急于知道**对58师和他本人态度时，侯殿春来告诉我，他们请示了**东北局社会部，社会部的回答是：“不管什么样的部队，什么样的人，只要是真心想回到人民的一边，都是欢迎的。”
我把侯殿春的话告诉了赵杰，赵杰马上转告了王家善，但没有说是我说的。
王家善得知消息后，一连三天没有上班。对外人说身体不好，其实是在家连续召开了三天的紧急会议。参加这三天的会议只有十三人：师部的“五虎将”、外团的三个团长、加强营营长和四个王家善的拜把兄弟，他们也都是校级军官。
这三天的军事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具体内容当时谁也不知道。我多次打听赵杰：“你们在师长家干啥呢？”
“没干啥，师长的心情不好，我们陪他唠唠嗑。”
侯殿春也多次问我：“师长他们是不研究啥呢？”
“我上哪知道去？”
这次会开完后，刘凤镯和赵杰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师长家去。有时彻夜不归。
58师的国民党特务们对王家善这三天病休也极为关心，曾花钱收买王家善家的保姆，让她探听王家善他们在干什么，被保姆拒绝了。
在部队起义后，赵杰才告诉我：“那三天，师长把他的心腹召在一起主要是合计投奔**的事。师长在第一天就开门见山说，投奔**是58师的前途，再在国民党方面呆58师的命运就是灭亡。在这一点我们十三个人和师长的想法是一致的，投奔**是我们共同的心思。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怎么投,有人说把部队拉出去直接往八路军占领区跑。当时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主要一是沈阳、鞍山、海城都在52军的手里，联军部队还在四平、长春一带，咱们孤军出走，恐怕没到地方就被52军消灭；二是咱们部队与其他的部队还不同，营口这一仗把联军部队打得这么惨，有些事不事先说好，过去以后后果是很难说的；三是咱们不是成营成团或仅师部投奔，而是要全师行动，这在东北来讲是前所未有的。部队目前八千余人，想投奔**的占多数，但还有些不愿投**的。如果贸然行动必然要引起部队混乱，甚至出现哗变。所以必须慎而又慎之。师长同意了我的想法，决定等待时机。”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情报部门得到东北民主联军把营口作为重点攻击的目标。当国民党东北战区长官部情报处把这一消息通知给５８师以后，全师上下人心惶惶。军官们对未来的这场恶仗能否打赢都没有信心。师部的军官们都在偷偷准备着自己的后事，家属们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外逃。外团的士兵更是无心打仗，仅四天的时间就有百余人开了小差。面对这种形势，王家善心急如焚，坐卧不安，昼夜和“五虎将”们研究对策。
十二月六日，营口５８师师部大院忙作一团，军官们面带忧色急忙的穿梭于各个部门，作战科办公室里零乱地摆满了作战地图，参谋们焦急地研究作战方案。师长办公室里，王家善和“五虎将”们已经一天一宿没合眼了，他们研究的不是作战方案，而是这仗该不该打，５８师今后的路怎么走。从东北的战局来看国民党的败局已定；民主联军攻关夺城，直逼东北国民党的老巢沈阳。沈阳总部多次向南京求救，可是关内战局紧张没有兵力可调，60军孤守长春，５２军龟缩于沈阳一带，已成了惊弓之鸟。
从营口的形势看师加强营已经调走，海上的军舰也没了踪影。营口的守军只有城防司令部警卫连、交警支队和58师总兵力不到一万二千人。而58师能打仗的只有七千余人，剩下的一千余人都是些没有战斗力的新兵。武器落后不说，还严重不足。营口的防御工事经过十月份的那场恶战，已经变得不堪一击。虽然沈阳总部点令王家善一定要守住营口，军长覃异之也说王家善是为党国效力的时候了，可是面对当时营口的情况，尤其是５８师浮动的军心，王家善虽然口头答应一定守住营口，但和“五虎将”们说“就目前营口的工事、部队的装备和军心来看，这场仗必败无疑”。下午四点多钟，情报科送来了军情报处来的电报，电文告知“民主联军四纵、独一师是这次攻打营口的主力部队”。王家善和“五虎将”们看着电报呆若木鸡，大家心里都明白，就营口目前的兵力装备，别说民主联军动用了两支有名老八路部队，就是一支就够营口的呛了。王家善瞅着电报，脸色由白变青，胸口在剧烈地起伏。勤务兵给他倒了一杯茶水，他不耐烦地把茶杯一拨拉呵斥：“谁叫你进来的，出去！”“五虎将”们你瞅我，我瞅你，又都把目光转向了王家善。王家善把眼睛一瞪语调低沉：“都瞅着我干什么，说话呀！”
刘凤镯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了王家善点着后说：“师座，这仗咱不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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