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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设立之初是以大唐帝国为模范的。对于“教”，当初也是一样。最初的太祖，太宗，真宗三代皇帝，对三教都表示关心，当然对三教态度各有冷暖。
宋仁宗时，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倡议古文，他特别尊敬韩愈，自认韩愈继承人，他这种行为其实与排斥佛教是表里一体的行为。
宋朝初年流行的西昆体文体的作者们，大都是有名的佛教信徒。古文运动，就是要从文体和教义两面推翻西昆体。
西昆派为北宋初年影响最大，声势最盛的流派，主要在宋真宗朝流行。师法唐代诗人李商隐，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多是在朝官僚。名称由来是杨亿所编著的《西昆酬唱集》。
西昆派停留在对李商隐诗歌艺术外貌的模仿层次，缺乏真挚情怀和深沉感慨，优点是追求诗歌艺术美感，纠正了浅陋平直的五代文风，缺点是立足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和艺术个性。《西昆酬唱集》问世后，西昆体风行一时，真宗皇帝也无法禁绝。
欧阳修认为唐代的儒教不是纯粹的儒教。最典型的例子是注释经书时多用纬书。
纬书是汉代出现的一批书籍，据说是孔子为了解释经书的深奥意思而编著的，所以流传很广。加上表示预言的“谶”，合称“谶纬”。中国古代的禅让理论就是来自这种谶纬思想。
实际上，唐朝的国定儒教经书注释书《五经正义》就有很多地方引用谶纬，并依据纬书的说法解释经书的字句。欧阳修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欧阳修说，纬书不但不是孔子之作，甚至连忠实解释孔子思想的书籍都不是。欧阳修认为，孔子本来的学说肯定是没有谬误的，在他看来用内容怪异的谶纬思想解释本来就正确的儒教思想不但毫无用处，反倒是流布毒害。
他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文献学上、或者实证性地确定纬书的成立年代，而是排除违背自己心目中的儒教的纬书的思想，对于欧阳修来说，揭开谶纬思想的面纱，应当就会看到儒教本来的真面目。
从汉代到唐代的儒者们认为谶纬思想就是儒教的真面目。欧阳修效仿韩愈，高度评价孔子的继承人是孟子。在古文运动中，孟子被尊为文章高手，这种看法与他们认为文章高手就是思想家这种文学观有关。这一点，就完全隔断了从汉代到唐代的信奉谶纬思想的儒者们同欧阳修以后的新世代儒者们之间的关联。
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让文学变得更加有意义。有人说欧阳修是因为他在官场的地位才能发动这场古文运动的。但是无论怎样，这场运动让我们知道学习文字是要让大家看懂，而不是追求生僻让别人看不懂。写文章更不是追求表面的奢华，重在文章的实质意义。
从韩愈开始的早一批文人已经看出了这一弊端，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又开始追求浮华的文学，这才出现欧阳修又一次领导这场古文运动。
中国古代的圣人们把“孝”置于德目的中心来治国，孔子继承这种主张，并集大成而为儒教。汉代以后，学者们都是这样解释儒教，把周公和孔子并提，尊崇周孔。
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虽然从没当过统治者，但是却被授予相当于统治者的“玄圣素王”称号。唐朝赠孔子文宣王称号建庙祭祀，宋代的真宗在文宣王前边追赠“玄圣”二字。后来，宋真宗给自己的远祖起了个名字叫“赵玄朗”，这样一来，孔子的尊号就和皇帝祖宗的名字犯忌讳了，所以，几年以后，宋真宗又把司马迁赠给孔子的“至圣”之称拿过来，把孔子尊号改成了“至圣文宣王”。
分量重的人，其头衔往往不多，且比较固定。他们的头衔，要么来自制度，要么来自人心。孔子在历代都有新的名号，但他作为圣人的地位是不曾变化的，他的这个历史定位，既是官方的高度认可，也符合民心众意。儒教就是正确解释周公和孔子集大成的经典的“教”。
宋神宗时代（公元十一世纪）出现的宣扬孟子运动，表示儒教特性发生变质，新法党政权继承欧阳修的理念，最终把孟子从祀到孔庙里。
从汉代到唐代的儒教的谶纬思想的根本是天人感应说。新法党的代表人物王安石与儿子王雱、心腹吕惠卿的注释继承和发挥了欧阳修的观点，从根本上改革了到唐代为止的儒教。
同为欧阳修的继承人，但是与王安石、王雱父子为首的新学持对抗关系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流派”和程颢、程颐兄弟的“道学流派”，及其追随者也注有很多经书注释，而从道学流派登场的就是朱熹。
道学也与从汉代到唐代的旧时代的儒教大相径庭，他们否定纬书，彰显孟子，这些行为不仅是道学的特征，而且是宋代新兴儒教全体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