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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徐平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一基本认识，就只能改头换面，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文化体系当中去。
理出了这一套体系，加上前面的《富国安民策》，徐平便就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构建。以这一套意识形态，再进行细化，来进行政治结构的调整，施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便就是徐平在这个年代将要进行的改革。
自然科学尚不能有一套永远不变的真理来精确地表述客观存在，针对社会就更加没有定义好的了一套体系。变化是永恒，静止是暂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则就会放弃把万世法精确下来，形成固定制度的努力。万世法只是指导思想，制度和措施是随时要变的。
面前的诸生大多茫然，显然他们不会想到徐平会给他们理出这样一个脉络来。本来在大多数读书人的认识中，徐平是个善于做事的能臣，文词上面不擅长。书生要做的，是把徐平所做的事，理出其中规律，纳入一套理论体系当中。徐平做事，他们来整理，最终这是徐都护的功绩，但却是由书生们建构起来的。却没想到徐平心中早有一套体系，只是等待细化、完善，与原来的文化传统接合。大的框架已经立起来，只剩细功夫了。
要做事，首先要统一思想。对内施政如此，对外作战也是如此。
仁就是对内，这个含义跟好不好、善与恶无关，而是要合乎忠恕之道。国家对百姓的治理，要求百姓遵守法律，完粮纳税，积极向善，勤奋劳作，都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做到了施政遵从百姓的利益，百姓才会对国家尽自己的义务，不然一拍两散。由此引申出的法律制度，也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尽国家义务，则进行惩罚，就是刑。还有一部分是犯了错误，则进行教育改造，就是律。这些概念本来是个什么样子不重要，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面目，只要找出根据来，重新发挥就是了。
义最大的意义是对外，即对外不兴不义之兵。人和人的关系难以理清，与外邦总是容易一些。国家、百姓和外邦，这三者之间，用义来进行规范，就容易得多了。徐平在这个时候把一套体系抛出来，最大的目的也正是对外。
党项之战被徐平定性为内乱，这已经是既成事实，定义为内乱只是为了好处理接下来的善后。郡县其地，派官员进行治理，总得有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化外，那么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把这一块地方占住，就失去了道义上的立场。朝中反对的官员，总有一个这钱花得值不值得的争论。你觉得开疆拓土，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是很威风的事情，但为了此事作战牺牲，为此承担税收钱粮的人为什么也要这样认为？你觉得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其他人还觉得没有好处只好坏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终会面对参军的将士们，觉得打的仗不值得，军心涣散，战力下降。甚至有一天，连招兵都招不到。对外义战，是国家和百姓加外邦三方的事情，只有用一个义字，让百姓坚定地站到国家的立场上来。
徐平的前世，军队有一种说法是不开第一枪，其实也是要占住一个义字。只是这个义字过于难以精确定义，在某段时间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而已。
灭了党项之后，还要接下来面对契丹。要不要与契丹开战？以什么样的理由开战？都需要从道义上站住脚。不能说我现在能打了，所以就来打你，那会失去民心的。
军失民心，战力的丧失靠武器装备是救不回来的。如果用利益来引诱民众参军，用利益诱使军队去打仗，失去了大义，最终还是要走到现在禁军的老路上来。只有凭着武器装备比别人好，国家实力比别人强，打一些顺风仗。一遇实力逆转，再无力回天。
君子之行是对朝中官员的约束，不在朝里当官，你管人家怎么做呢，有法律、道德进行约束呢。而君子的要求，是远远严于法律和道德的，某些方面不近人情也正常。比如不能在辖区娶妻，不能在治下置产，官员私下交往要注意，亲友在职务上要回避。相对来说吏便没有这样严的要求，官吏有别，也别嫌官的地位就要比吏高，约束在那里呢。
总而言之，要用君子、仁、义这样一套体系，建立对内的制度和施政措施，对外的交往的文化根基。朝廷的制度和施政，对外的交往，都有一套内在逻辑。这样统一起来，才有完整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心血来潮去定一件事情要怎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