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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大炮轰。提起遇难友，泪水如泉涌。’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家的境况也开始好起来。那时，我在温州摆地摊卖辣椒，生意还不错。开始，我一天只能卖出10多斤或几十斤。可我脑子活，善于观察，发现来买辣椒的大多都四川、贵州和湖南人，而这些人在温州的数量极大，辣椒生意的市场和潜力也很大。于是，我考虑我们河南柘城县是辣椒产地，种出来的辣椒质量好，价钱便宜，就动员老家的人大力种植辣椒，种出的辣椒我全部收购。为此，我把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带到了温州，租赁了一个大型恒温冷库，开始进行辣椒的批发和销售生意。
做生意最讲的就是信誉，而信誉的保证是质量。为了保证辣椒的品质和质量，每到收购辣椒的季节，我都要亲自验质、亲自采购，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渴了喝上几口凉水，饿了就吃包方便面，从不让别人代劳。有一次，我发起了高烧，挂了吊针。家里人让我休息，可是，别人把关我不放心，于是，我就折了一根树枝，把吊针瓶绑在枝头用胳膊夹住，边输液边继续收购。
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包揽了温州市的全部辣椒市场，家乡柘城的辣椒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我又把我们河南其他地区，还有安徽、山东和山西等省的辣椒也都收购过来。每年收购和销出的辣椒达1000吨以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我还与4个子女组成了7辆运输辣椒的车队，全家月收入8万多元，年收入达100万元。
生意上的成功让我感到高兴，可是，更让我激动的是去年我接到了塔城军分区的一个电话，要我帮忙他们寻找铁列克提战役中牺牲的9个烈士的家属。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处境不好，后来又忙着做生意，所以，与牺牲的战友家中几乎没有来往过，这次有机会去他们家中，一是向烈士家中表达塔城军分区的关怀，二来可以看望一下烈士家中的情况。我骑着电动车早起晚归，没黑没白地跑了三天，可是，这些烈士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没有后代，而且亲戚和邻居对他们也几乎没什么印象，经过千辛万苦，我只找到了一位烈士的母亲。
更让我没有起到的是去年中央军委颁布了一个补贴参战人员的文件，批单上没有铁列克提战斗，得不到国家的补助，好多的战友都找我，叫我跑这事。因为县里的人对我很熟。我拿着文件找到县委和县政府，与县领导摆事实讲道理，就把参战人员享受补助的条件争取过来了，享受了这个补贴和待遇，就再也没有人怀疑我是叛徒了。
年前回到老家，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位从塔城回来的老乡，他告诉我说根据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规定，当年被苏军侵占并划为铁列克提‘争议区’的那片领土已被划归中国一侧。在铁列克提之战34年后，中国边防军人开始再次进入这片已无争议的中国领土上进行巡逻。
他还告诉我说，在去年的8。13那天，由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王国义带着老连长范进忠烈士的接班人范军林和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全体指战员一起，进行了铁列克提忠勇山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那个忠勇山就是当年中苏激战过的无名高地。
听到这些消息，我高兴得热泪盈眶，夜不能寐，我觉得我们的血真是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