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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许之他日之利，自可令其佐我今日之计，彼必甘心为我所用。”
房尧第道：“玄翁之言合情合理！只是……”
不等房尧第说完，高拱接着道：“老俺闻我厚待其孙，必对我生感德之念。如其率兵来索，则我只严阵以待，而从容晓谕之：‘把汉那吉来降，我天朝知他是你的孙子，方如此厚待他。你不感恩，还要怎样？你若早有你孙之见，慕义来降，则待遇又岂在你孙之下？而今却拥兵强索，能无愧焉？’只如此说，不必恶言相向，则彼当计穷，而我乃以把汉那吉作为制约老俺的工具！”他得意一笑，“况且，黄台吉素恨老俺偏爱此子，而今此子南来，则必幸灾乐祸，归咎老俺偏爱惹祸。老俺来强索，黄台吉必不肯真心相助，从此父子之间亦当有嫌隙，而我得以喘息为备。”
“嗯，有道理！”房尧第点头道。
高拱继续道：“若老俺可图，或忿沮而死，则我速将把汉那吉送回，使领其众，仍受我之名号，我并宣示中外，有敢犯把汉那吉者，我必助其图之。黄台吉素恨此子，彼此必兵戈相见，相互厮杀，无暇他顾。我可借以修战守之备，享数十年之安矣！”
房尧第频频点头。
“若老俺厚爱其孙，必欲得之，强索不成，势必求归顺！”高拱兴奋起来，“彼求我，我开始却不答应。只是放话说：‘彼久作歹于中土，若非有真确证据，安得信其归顺。’此话故意让老俺闻之，再密使细作在旁为老俺画策说：‘若将赵全等绑了献于朝廷，归顺可成，把汉那吉可得，不的，则无计可施矣！’老俺必悟。若果绑缚赵全等人前来，我即受之，并对老俺说：‘观你之举，可谓诚信。今后你即为朝廷之臣，你之部落，皆我中国之赤子也。既是一家，你孙可听其归，不分彼此也！’如此，则是嘉其归顺，以大义与之，方成体面。”
“喔呀，玄翁真是高瞻远瞩啊！”房尧第赞叹道，“以常人的想法，留把汉那吉为人质，以为他日交换赵全之用。听玄翁一席话，方知这是自损尊严！不过玄翁，赵全为老俺立下汗马功劳，老俺似不会轻易答应献出赵全。”
“也不必斤斤计较于此！”高拱道，“老俺归顺，汉蒙一统，这才是大局。至于献不献赵全，只是象征罢了。汉蒙已然浑然一体，以贸易取代战争，即使赵全仍留在老俺身边，又能怎样？况有此风波，赵全必不自安，与老俺彼此生出嫌隙，有了二心，我再用计图之，有何不可？是以，今日不可说破，只加意厚待把汉那吉及阿力哥，对老俺可置之不理，待其来求，我再徐徐应对之，方为得计。”
房尧第也大感兴奋，道：“学生不惟钦佩玄翁的襟怀识见，更钦佩玄翁的判断力。”
“此计如何？”高拱问，语调中充满自得。
“只是，千百年来，与异族抗争，养成了士大夫的爱国心肠，尤其是自宋以来，士大夫极重气节，与外族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房尧第忧心忡忡地说，“况北虏铁蹄，数十年来，蹂躏我土、杀戮我民，官民无不怀深仇大恨，言和平者，必被目为汉奸！且先帝屡降明旨，敢言互市者斩！观玄翁之意，乃是以把汉那吉来降为契机，与北虏达成和平，以贸易取代战争，以汉夷一家化解敌对，为万世开太平！玄翁，此固为大气魄、大手笔，国家、民众皆受其惠；然则，玄翁个人所要承担的风险，却是难以估量的，还是要慎重才好！”
“是啊！”高拱慨叹道，“我朝读书人，忠君爱国之心无可置疑，惟不知何为爱国，何为误国。误以为对外一味强硬就是爱国，不知运用利机，最是令人痛心！”
“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扭转。”房尧第道，“是以玄翁当三思。”
“我说过，相天下者无己！”高拱慨然道，“国朝二百年矣，始终未能消弭北虏之患。无天时地利人和之象故也！今遇此良机，王崇古在外担之，吾在内主之，无论如何也要牢牢抓住，即使身败名裂，不复顾矣！”说着，快步坐回书案，对房尧第扬手道，“好了，我要将适才所言，修书王崇古，授以方略。”言毕，埋头奋笔疾书起来。
一个时辰后，王崇古、方逢时的使者带上高拱的书函，即疾驰而去。
夜已深了，高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把事态的各种可能性梳理了一遍又一遍，突然翻身坐起，披衣下床，唤道：“高福——”
高福已沉沉睡去，高拱喊了几声，才闻声前来。
“你快去，叫张翰林来见！”高拱吩咐道。
“老爷，等天亮了不中吗？”高福揉着眼说。
“叫你去你就去，还要讨价还价！”高拱呵斥了一句，向书房走去。
高福无奈，小跑着上了西单牌楼大街，直奔丰盛胡同张四维的宅邸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