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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出生的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六月，正是其父杨忠横刀立马于战阵之时，当时也可以说是西魏前景未卜，无论西魏何时被东魏吞并，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时期。
在此后直至隋朝建国的四十年间，杨坚在其父打下的基础之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政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将长女嫁给皇太子(后来的宣帝)为妃，赢得了北周武帝的信赖。
正因为如此，杨坚遭到了宇文氏一部分人的警惕和嫉恨，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继承武帝大位的北周宣帝。宣帝的疑心非常重，他经常在考虑要如何除掉自己的岳父杨坚。
北周宣帝的大象二年(580)五月，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有杀身之祸的杨坚，终于迎来了通向权力宝座的转机。当时杨坚主动请缨，提出到距离陈朝最近的扬州(位于今天的江苏省)担任总管(总管是地方军事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就在他马上就要出发之时，宣帝病倒，并且在半个月以后去世。宣帝留下的孩子(静帝)虽然并不是杨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杨坚还是拥立其为皇帝，自己则以受宣帝托孤的顾命大臣的身份，向内外发号施令。
最早向杨坚密报宣帝并导消息的，是宣帝最为信赖的郑译、刘昉二人。这两个人审时度势，估计在年幼的皇帝之下很难度过当前的局面，因此秘密与重臣杨坚取得了联系，以图自保。其后，取代二人立誓襄助杨坚者，主要是李德林和高颎，以及原来关系比较疏远、在这一期间投靠杨坚的杨惠(后来改名为杨雄)。
得知杨坚掌握实权的消息以后，尉迟迥首先于同年六月在北齐的旧都相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起兵；继而七月郧州(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总管司马消难、八月益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杨。然而，由于几位起事者事前准备不足以及双方兵力悬殊，加之各自内部不团结，所以到了八月以后，尉迟迥被追的走投无路而自杀，司马消难则逃往南方的陈朝；进入十月份以后，王谦也被杀，整个局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于是，北周宣帝死后仅仅五个月，事先所预计的激烈抵抗并没有出现，杨坚顺利的将大权揽入了怀中。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的禅让登上皇帝宝座，定国号为隋，隋朝第一代皇帝文帝由此宣告诞生。文帝改年号为开皇，并发布了新政权的最初的大政方针曰：
“易周氏(北周)官仪，依汉魏之旧。”
从北周的国号可以看出，北周是以上古时代周朝的制度，即《周礼》的“六官之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所谓六官，就是指在皇帝之下，由六个平行的行政机构，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司其职，分别执掌各方面的事务。
宇文氏政权的建立源自于北方少数民族，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有必要积极地将广大的汉族收吸收到其政权之中。于是，作为汉族理想国家的周代的制度，尤其是可以保障北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等性的六官之制遂成为最好的选择。
弱小的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吞并强大的东魏(北齐)，并在南梁被推翻之前迅速成长起来，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六官之制这一政治体制的存在，同时加之在与六官之制互为表里的军事制度——府兵制之下所凝聚的北族与汉族的能量所致。
六官之制这种政治体制并不具备长期存在下去的基础。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要想统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建立一个以皇帝为首的金字塔式的统治体系。
于是，杨坚即隋文帝明确地表示，要与北周的制度告别，走一条新的路线，即恢复原有的且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体制。所谓“汉魏之旧”，并非只回到汉代或三国魏晋的制度，而是指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
新政权建立以后，率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乎国家体制根基的新律令的制定。所谓“律”，是指刑罚法规，“令”则是指有关行政、官僚组织、税制等与刑罚无关的法令。律令制就是基于“律”和“令”两大支柱的国家体制。
由一百二十五卷共计五百条条文构成的新律诞生，并最终于开皇三年公布生效。这部法典就是在成文法体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皇律令。开皇律令被唐代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并成为在整个东亚广为流行的律令制的源头。